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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

说法一

何仙姑，零陵郡人（今湖南永州）。相传年十四五梦神人教食云母粉，身轻不死。景龙中白日飞升。世谓之何仙姑，俗传为八仙之一。

关于她的故乡，除广东增城说之外，还有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多种说法。说法的不一，大概是因为历史上本无此人。

另有一说是：何仙姑原名何秀姑，生于武则天朝某年二月初七。父亲开豆腐坊，她自幼做父亲的帮手。十三四岁时到野外游玩，遇见了云游的铁拐李、吕洞宾和张果老，三位神仙给她吃了仙桃、仙枣和云母片，从此她再也不觉饥饿，并能预卜未来，知人祸福。乡亲们为她盖了一座小楼，要她住在那里，人们常来这里请她算命。渐渐地，何秀姑的名字变成了何仙姑。

《仙佛奇踪》说：何仙姑为广州增城一位叫何泰的女儿。生时头顶有六条头发。十六岁时梦见仙人教他：「吃云母粉，可以轻身而且长生不死。」于是她照仙人的指示，吃云母，发誓不嫁，经常来往山谷之中，健行如飞。每天的早上出去，晚上带回一些山果给她的母亲吃。后逐渐不吃五谷，武则天遣使召见她去宫中，在入京中的途中忽然失踪。之后白日生仙。唐天宝九年，出现在麻姑坛中，站立在五朵云中，其后，又出现在广州的小石楼。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狄青早年在争南侬时路过永州，听说何仙姑能预知吉凶，便特地去询问战争的结果，何仙姑说：「公不必见贼，贼败且走。」开始狄青不信，后来宋军先锋与南侬智高的兵交战，不机回合，智高战败并逃入大理国。

何仙姑经常手持荷花。

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就一定对“八仙”的说法不会陌生，所谓“八仙”是指汉钟离、张果老、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八位仙人，他们都是凡人出身，苦修积善才修练成仙。八仙之中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就是何仙姑，她在八仙中好似万绿丛中仅有的一点红，因而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何仙姑原名何琼，唐高宗开耀元年出生于零陵一户普通的庄户人家。当地人说，在何琼出世的那天，一团鲜艳祥瑞的紫气笼罩在何家茅屋的上方，一群仙鹤在紫气中上下飞舞，不一会儿，一只硕壮的梅花鹿驮着一个扎小辫、身系红肚兜的女童飞奔闯入何家，就在这时何母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婴。

提起何琼的家乡零陵，可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据《史记》记载：“舜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先圣舜帝就葬在零陵的九巍山。零陵城正位于潇、湘二水汇合的地方，北望南岳衡山，南依巍巍五岭，是楚粤之门户。零陵郡西有一座云母山，山上盛产五色云母石，云母石是古代服食求仙的上药；一条清澈蜿蜒的小溪由山上奔流而下，称为云母溪，何琼家就在秀美的云母溪畔。

喝云母水长大的何琼，出落得美丽灵秀，她自小就喜欢一人在云母溪边嬉戏漫游。十四岁那年，她在云母溪畔遇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长胡子老翁，老翁向她询问了一些当地山水的情况，何琼都伶俐地一一作答，老翁非常高兴，从自己的背囊里取出一枚鲜灵灵的蟠桃送给何琼，何琼接过，谢了谢老翁，然后三下五除二地把蟠桃吃下了肚，老翁看着她吃完，满脸笑容地点点头，转身就不见了。回家后，何琼一连几天都不感饥饿，因而也就不想吃东西，精神却比以往更旺盛，一个月之后，何琼又在云母溪边遇菱到了那位老翁，这次老翁把她带到云母山上，教她如何采集云母以及怎样服食云母。何琼按照他的话，每天到云母山上采食云母，渐渐感觉到自己身轻如燕，往来山顶，行走如飞。此外，她还能辨识和采摘山中的各种仙草灵药，为附近的百姓治疗各种疾病，且能预测人事，因此周围的人都称她是“何仙姑。”

何琼得道成仙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最后竟传到京城皇官武则天耳中。

当时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却把持着朝廷实权。武则天自小受母亲的影响信仰佛教，及至作了皇后，她又极力在宫内和全国上下推崇佛教，想以此压倒李唐王朝所尊奉的道教势头，并利用某些佛经作为她篡位称帝的理论根据。佛教“法相宗”宣扬“二空”，就是说要把自我与万物都看成是空泛虚无的，这样才能达到宇宙万物与我合而为一的高渺境界；通俗他说，就是用心感悟，作到物我两忘，那么就能白昼飞升、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了。武则天对这一点十分信服，当她听说零陵地方出了一个何仙姑，能够不食人间烟火，自由往来于山岳之巅，感到十分有兴趣，特地派人前往探视，并赐予何仙姑一袭朝霞服。何仙姑接受了朝霞服，兴致勃勃地穿戴起来，周围的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瞻，只见何仙姑身上霞光万道，煜煜夺目，好像神仙下凡；乡亲们见状大惊，不由自主地齐齐跪倒在地，朝何仙姑顶礼膜拜。何仙姑心中颇感自得，然而她母亲却大感恐慌，心想：“这样的女儿，谁家还敢娶她呀！”

果然不出何母所料，何仙姑十八岁时，她母亲急急地请媒人为她择婿，虽然何仙姑出落得鲜花一样漂亮，但因本事太大，竟没有谁家敢娶。何母忧心忡忡，何仙姑自己却若无其事，整天里出于山野乡村，忙着给人采药治病，过得十分充实。

一天，何仙姑进入云母山密林深处采药，遇到两位神奇的人，他们中有一个瘸腿的老汉，手拄铁拐，身背硕大的酒葫芦，衣着褴楼，形似乞丐；另一个着一身整洁的蓝布衫，手持药锄，肩背药筐，神态甚是俊逸。这两人在何仙姑前面不远的地方，一搭一唱，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竟腾空而去，倏忽不见踪影，这两人乃是八仙中的铁拐李和蓝采和。何仙姑留意着他们的样子，念叨着偷学的口诀，想居然也能够象他们一样，凌风驾云，飞越山谷。从此后，她常常一人悄悄来到深山中修练，身法愈来愈熟练，也越来越能飞得远。她利用这种功夫时常飞到遥远的大山中，朝去暮回，带回一些奇异的山果给家人品尝，家人吃了觉得香甜可口、精神倍增，但终究不知是何种果实。

见她每日早出晚归，何母心生疑虑，盘问她到何处去干何事了，何仙姑拗不过母亲，就说每日往名山仙境与仙佛谈论佛道去了。渐渐地，何仙姑通晓佛道的消息又传开了，武则天听说后，派使者前往零陵，备妥銮舆，召请何仙姑前往东都洛阳论佛道。众官员与何仙姑一同跋山涉水来到洛阳城外，在等船渡洛水时，众人突然不见了何仙姑的踪影，使臣大起恐慌，连忙命人四处寻找，却没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众人吓得坐在洛河边发呆，薄暮时分，何仙姑翩然凌空而降，不急不忙地告诉使者：“我已前往禁宫见过了天后，你们可以回朝复命了。”

使臣将信将疑地回到洛阳宫中，一打听，果然何仙姑当天来拜见过武后，并和她在宫中作了半日长谈，使臣们为之惊讶不已。

据说何仙姑在宫中与武后大谈长生不老之术，她劝说武后，要长寿首先要做到寡欲，摒绝声色，看破名利；其次则要多行善事，须扼制酷刑，严禁诬枉，施行仁政，修德积福。同时她还论及治国安邦之道，务必要亲贤臣远小人，万万不可以以异姓人为皇嗣。她所言及的内容，竟是对武后十分有针对性的。

武后是个聪明人，何仙姑一番入情入理的话，她听在心里后，也渐渐地付诸行动，不久，来俊臣等一班酷吏受法一遭诛；接着重用贤臣狄仁杰：至于皇嗣一事，武后本想立侄几武承嗣为太子，在狄仁杰的忠谏下，她遵循了问仙姑的告诫放弃了立异姓的初衷。至于清心寡欲、摒绝场色、看破名利等项，已经沉溺于情欲和权欲之中的武则天却始终无法做到，所谓到了迷途难返的地步。

武则天为了酬谢何仙姑的一番美意，特下令零陵地方官吏在零陵城南的凤凰台，建造了一座雄伟的会仙馆，作为何仙姑讲道弘法之处。何仙姑在讲道之余，常坐在馆前的石阶上，剥食一种圆形的仙果，并随手将果核四下抛去，后来，会仙馆的四周长出一株株荔枝树，这些树上结出的荔枝竟都是翠绿的青皮荔枝，人们称为“凤凰台上，荔枝挂绿”。

何仙姑还题了一首“凤凰台”的诗：

凤凰云母似天花，炼作芙蓉白云芽；

笑煞狂徒无主张，更从何处觅丹砂。

这首诗表面是写凤凰台，实际上诗里晴藏着服食求道的真谛服食云母的方法。人们从何仙姑服食修炼的特点，说她是道教信徒；也有人根据她讲道说法的思想内容，把她归于佛教弟子，实际上，何仙姑可以说亦道亦佛，又非道非佛的人物。本身已臻天人合一的境界·凡间的佛道岂能框定她！

一天，何仙姑突然灵感顿至，写下了一道“题麻姑峰”的诗：

麻姑笑我恋尘嚣，一隔仙凡道路遥；

飞去沧州弄明月，倒骑黄鹤听吹箫。

这首充满仙韵的诗似乎暗含着某种预兆。果然，唐中宗景龙元年的某一天，二十六岁的何仙姑坐在凤凰台上，仰望着苍远的天空出神，忽然看见铁拐李站在远处的云端、舞动着他的铁拐，似乎是在招呼她。不知不觉中，何仙姑的身体象彩凤一般冉冉升起，凌空而上，追随着铁拐李而去。她脚上的一只珠鞋这时掉落在地上，第二天，珠鞋坠落的地方忽然出现一口水井，井水清澈甘甜，阵阵异香扑鼻，四周井栏，形状恰似一只弓鞋的模样，当地的人们在井旁建了一座何仙姑庙，日日香火鼎盛，因为那水井里的水，不但清凉解渴，而且能治愈各种滴疾，因而为远近人们津津乐道。

何仙姑白日飞升，得道成仙，从而成为八仙中唯一的红粉，形成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局面。成仙后的何仙姑念念不忘人间的疾苦，经常在南方一带行云布雨、消除疫灾、解救苦难，凡是善良人需要她帮助，只需默默向天空祈祷，她就能象“及时雨”一样赶到，给予人们以神奇的力量。

唐玄宗天宝九年，距离何仙姑成仙已经三十多年了，一天大雨过后，碧空如洗，零陵地方的人们都看到一朵五彩祥云悠然飘过，何仙姑身着朝霞服站立云端，正当人们跪地膜拜之际，一束黄绫由空中飘落到凤凰台上，上面写着这样的诗句：

云母溪畔胜天台，千树万树桃花开；

玉箫吹过黄龙洞，勿引长度跨鹤来。

寄语张家与李家，体将尘事闹闲情；

蓬莱弱水今清浅，满地花荫护月明。

已趁神仙入紫薇，水乡回首尚迟迟；

千年留取井边履，说与草堂仙子知。

诗中有对故乡风物的眷恋，也有对乡人的殷殷叮咛，更有对神仙生涯幽寂情怀的剖白，劝导凡人要珍惜自己的生活。真是“人人都说神仙好，谁知神仙有烦恼，劝君惜取凡人时，莫待时光空自消！”

说法二

何仙姑，唐广州增城何泰之女。相传年十四五梦神人教食云母粉，身轻不死。景龙中白日飞升。世谓之何仙姑，俗传为八仙之一。

关于她的故乡，除广东增城说之外，还有广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多种说法。说法的不一，大概是因为历史上本无此人。

另有一说是：何仙姑原名何秀姑，生于武则天朝某年二月初七。父亲开豆腐坊，她自幼做父亲的帮手。十三四岁时到野外游玩，遇见了云游的铁拐李、吕洞宾和张果老，三位神仙给她吃了仙桃、仙枣和云母片，从此她再也不觉饥饿，并能预卜未来，知人祸福。乡亲们为她盖了一座小楼，要她住在那里，人们常来这里请她算命。渐渐地，何秀姑的名字变成了何仙姑。

《仙佛奇踪》说：何仙姑为广州增城一位叫何泰的女儿。生时头顶有六条头发。十六岁时梦见仙人教他：「吃云母粉，可以轻身而且长生不死。」于是她照仙人的指示，吃云母，发誓不嫁，经常来往山谷之中，健行如飞。每天的早上出去，晚上带回一些山果给她的母亲吃。后逐渐不吃五谷，武则天遣使召见她去宫中，在入京中的途中忽然失踪。之后白日生仙。唐天宝九年，出现在麻姑坛中，站立在五朵云中，其后，又出现在广州的小石楼。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狄青早年在争南侬时路过永州，听说何仙姑能预知吉凶，便特地去询问战争的结果，何仙姑说：「公不必见贼，贼败且走。」开始狄青不信，后来宋军先锋与南侬智高的兵交战，不机回合，智高战败并逃入大理国。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