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乾造：壬戌，壬子，戊寅，己未

八字财很多，而且财也旺，但是虚荣心很强，自尊心也强，特别要面子，仗义疏财的类型，钱是没少赚，但是花钱或者破财也很厉害，夫妻感情不好，主要是烂桃花太多，对感情也不专一。事业目前还算顺利，财运也还可以，就是感情方面的烦恼很多。目前下去三十年都是好运气。命运其实有注定的成分但是也有可以一定程度改变的成分。

所谓命，就是生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豪车，或者是自行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就是人出生后在地球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十年一换，五年一天干，五年一地支，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所经过的路就是大运，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两种观点只能说是各对一半，如果命运真的是能靠自己把握的，试问天下间只要是正常的人，有谁不想好好把握自己的命运富贵显达，光宗耀祖，光耀门楣。有人会说，既然是命中注定，那如果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钱能从天上掉来吗，事实上，每个人都不是孙悟空，都在五行之中，每个人出生后，八字已定，其一生的大运也就注定，由于地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磁场，每个人八字的金木水火土与一生的大运也都将受到地球磁场的支配，很多人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当行到好运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动力去拼搏，去努力，遇到的都是自己的贵人，都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由于运气行的好，跟命里阴阳五行平衡了，顺了，和谐了，睡觉都能睡得特别香，当大运行得不好，整个人也就会变得很颓废，缺少努力赚钱的动力，遇到的都是小人，处处跟自己作对，要婚姻没婚姻，要事业没事业，经常失眠。北宋宰相吕蒙正所著时运赋更能说明这一切，万般皆是命，算来不由人，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长，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孔子论语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信，无以知人也。”孔子是几千年来后人一直供奉的孔圣人，儒家得道圣人，他年轻时期周游列国时不知命，空有满腹经纶而报国无门，到古稀之年才感叹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可见只有深刻认识命运才能更好的把握命运，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扣除孩童的懵懂学习时间，扣除老年的花甲之年，古稀之年，奋斗拼搏的时间算起来就只有短短二十几年，再扣除吃饭睡觉休闲娱乐的时间，真正奋斗拼搏的黄金时间也就十几年，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只有深刻认识命运，才能更加明确的知道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才能在运气不理想的时期养精蓄锐，养尊处优，蓄势待发，把失败降到最低，在运气最佳的时期大展身手，勇往直前，果断出击，把成功推向最高。

命运到底是注定还是能改变，打个比方，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有官命，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遭人算计，仕途坎坷，运气行得好的，左右逢源，贵人相助，则步步高升，平步青云。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运气行得差的，则诸事不顺，百事无成，穷困潦倒，多灾多难。运气行得好的，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易经是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魁宝文化，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站在科学的角度看待易经算命，易经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应该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以木为财，最宜行东方木运，最适合从事五行属木的行业，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行业又没选择对，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疾病就是招灾，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改变命运，趋吉避凶，少走弯路，以尽快求得属于自己命中的最大富贵，快速走向属于自己的成功彼岸。

以下为各地婚俗，随时代不同，稍有不同，具体如下：

上海：定亲———排定“八字”，准备彩礼

嫁娶———唱“哭嫁歌”，中途颠轿

纳彩———金芽玉尘，早生贵子

迎妆———送“子孙桶”，忌讳送钟

拜堂———吉时成亲；吃暖房———宾客敬酒

吵新房———嬉耍新娘；回门———三天后回娘家

北京：新郎虚箭射新娘同房先要吃饺子

按照传统的方式北京地区人士说亲时，要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将男女生年属相相合，只要双方生肖并无相冲，即可合婚。

婚约确定后，男家便要择吉日，带备红柬（婚书）举行订婚礼，男家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首饰，洋酒及果饼等礼物，叫"过礼"，但这只是"小定礼"，婚期前一个月，得送"大定礼"，一般是吃的，穿的，及洋酒及活鹅，样样俱全。

至吉日临近，男家还要给女家送上"催妆"礼，计有猪羊肉，干面，年糕等。其中"肉"是要女家割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之意。

女家在男家"催妆"后，便要立即将嫁妆送往男家，以装设新房。

新娘到达男家进门前，新郎会手持弓箭，于新娘脚下虚晃三下，借以驱除邪妖，之后新娘跨过火盆，方可进门。

然后，新郎新娘双双拜天地，入新房"坐帐"，并一起吃"子孙饽饽"（饺子）及长寿面，并饮交杯酒等。

婚后第三天，新姑爷陪伴新媳妇回门，叩拜岳父母。

贵州侗族：踩脚后跟试情意和火把迎亲

“踩脚后跟”是贵州东南一带侗族青年交往的一种活动。侗族小伙子若是看上了哪位姑娘，他就会在赶场的时候，悄悄地跟在对方身后，故意踩一下对方的脚后跟。对方被踩了，回过头来觉得这个小伙子自己中意，便会跟着对方走，一直走出场外，两人悄悄细谈。如果自己不中意，就假装不知道，不去理睬。踩的人发现对方不跟出来，也就作罢，再进场另觅对象。

“踩脚后跟”是贵州东南一带侗族青年交往的一种活动。侗族小伙子若是看上了哪位姑娘，他就会在赶场的时候，悄悄地跟在对方身后，故意踩一下对方的脚后跟。对方被踩了，回过头来觉得这个小伙子自己中意，便会跟着对方走，一直走出场外，两人悄悄细谈。如果自己不中意，就假装不知道，不去理睬。踩的人发现对方不跟出来，也就作罢，再进场另觅对象。

天津婚俗

天津的婚俗在外地人看来是颇觉热闹有趣的。新婚之家大门两旁的红双喜字，嫁女之家贴的单喜字，向人们宣告了新婚的喜讯。这红纸金色喜字把婚事的红火喜庆气氛，把人们的欢乐心态都浓缩其中。

然而解放前，在红喜字贴出之前和结婚之日，却有着繁琐讲究的婚姻礼俗过程。那时天津民间的婚姻俗基本遵循着古代六礼程序。先是媒人说合，然后下聘礼定亲，最后择吉日接。也有少部分人家实行新的文明结婚方式。

那时富裕人家办婚事，最爱铺张奢华，追求体面热闹。男家下聘礼时，有的女家还请吹鼓手吹起唢呐接，亮礼给亲友看，吃一顿喜面。下聘之后，如果男家礼聘重，女家也要准备很重的嫁妆。嫁妆多得有48台。最少的嫁妆也必有一个喜桶一对灯台。临到嫁娶之前3天，女家要在院子里吹起唢呐亮嫁妆。男家也要在院子里吹起唢呐亮轿。晚上要让童男童女围着花轿边转边唱喜歌，叫童子转轿，引来观者满巷。

迎亲结婚之日当然是最热闹的时候。男家的花轿在旗罗伞扇仪仗和吹鼓手的陪同下，抬到女家门口打催妆。头蒙红盖头、上下里外一身红的新娘坐进花轿，怀抱一只装着枣、栗子的大瓶子，被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迎到男家。花轿后面跟着的送亲人中还有一个夹着凉席、抱着公鸡的童男和一个抱着大瓶的童女，据说抱鸡意在拍鸡使鸣以避邪，凉放到新房窗台表喜泰吉祥。两只瓶寓双双平安之意。黄昏时，花轿停男家门口，男家大门关闭，以为避邪气，新娘喊妈妈开门，实际也是改口称妈的仪式，这时门才开。一对新人拜堂行礼之后，各抱包着贴金红纸的金砖一块，并肩坐帐，交换金砖，放进斗里。然后新郎用秤杆挑开新娘的盖头，一对新人正式见面，算是明媒正娶，再就是闹洞房、分大小等细节。在亲、拜堂等仪过程中，司仪、伴娘的喜娘要求是夫妻子女俱全的全可人。全可人在每个仪式细节中念这祝福的喜歌。

婚礼后的第四天，还有四回礼仪。新娘带新郎回娘家。旧时四回时，新娘要带回贞节红（处女红）布，当众交给亲娘摆到祖宗供桌前，这是特殊的习俗。

解放前，天津由于受九国租界地外来的习俗的影响，已有一部分人家采用新的文明结婚方式。介绍人把男女青年及双方父母带到戏院看戏，双方借机对面相亲。然后按旧例下聘礼订婚。迎亲不用花轿用轿车。新娘不是旧式打扮，而是头戴白纱，身穿拖地白群，由童男童女拖纱，在教堂或礼堂举行结婚典礼。

解放以后，天津婚俗就大大简化了。不查八字，不做花轿，不吹吹打打，中叩拜天地，不验贞节红。男经人介绍在公园或电影院见面，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了解，男方给女方某种礼物订亲。双方商定备住房、家具、衣物，办好结婚登记手续，选个双日，贴出喜字，就迎亲结婚。近几年来，天津的婚礼习俗仍然是简化的趋势，男女双方量力而行。

云南彝族--奇俗婚宴跳跳菜

云南大山里的彝族，有一种被称为"跳跳菜"的婚宴.这种喜宴上菜的过程仿佛是高难度的杂技和舞蹈。为首的大师傅率众师兄弟，双手拱揖，面对宾客亮相，先拜天地"三界"神仙，次拜列祖列宗"三明"先祖，再拜吹唢呐的诸乐师，向他们深鞠一躬，希望配合默契，上菜成功。

然后是鲜明、嘹亮的唢呐齐鸣，大师傅们次第从厨房鱼贯而出，臂搭肩顶，头顶置案，表演着哑剧，幽默而滑稽，一前一后，一张一合，互为配合步姿，一步步地进入宴席。动作要轻松、优美、流畅、连贯，落菜时先放哪碗，后放哪碗，全有固定程序。此时，大家紧张，兴奋的心弦刚一松弛，后边又接上来第二对、第三对……。险哪!多达一二十个盛满了菜肴的碗，放在一双手臂上还兼跳着舞步，弄着怪相，别小看托盘，分量可不轻，非一个壮汉绝托不起来，稍有不慎，扣地一盘，那可要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真是顶尖民间大师级的表演赛。最精彩一幕是用10根手指，每指顶一碗菜，叫"空手叠塔跳"，上菜时，双手两肘要有各种动作，前伸，侧展，左拐右扭，双脚踢踏节拍，在乐曲中跳着舞上场，此时，宴乐达到高潮，两位搭档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保驾护航，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盯着看，但却没有一滴油汁溅下……更奇的是"口功送菜"，口中衔两柄铜勺，内中各置一大碗菜，口功、臂功、腕功、指功齐用，绝不亚于杂技分毫。宴桌上每一碗菜都是全棋中一粒"子"，各有定位。一招一式，一起一落，皆自成韵。

僳僳族有趣的婚礼

婚礼，在不同的民族中，各有特色。云南腾冲僳僳族的婚礼分“送亲”、“婚礼”两部分举行。

送亲

随着数支火药铜炮枪齐鸣，新娘由自己的姐妹兄弟、叔伯婶娘等直系亲属二十四人组成的“高亲”队伍陪伴着，在一位穿着打扮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女朋友伴随下，向男家出发。一路上，人马浩浩荡荡，铜炮枪遇水鸣几次，过桥放几枪，充满热闹的气氛。将到新郎家，迎新的第一批人马，送上水酒，大家喝上几口又继续进发。随后第二批迎亲队伍又到来，送来了晌午饮食，“高亲”队伍吃喝之后，又风尘扑扑，赶到新郎家。

婚礼

随着阵阵鞭炮声，热闹非凡的婚礼正式开始。新郎、新娘在主婚人——“总管”的指挥下，双双向祖宗行礼，然后共同吃两碗饭、两碗肉、两碗酒，再与亲属：“高亲”共进晚宴。宴席以吃肉（“高亲”特别受优待，一人一斤）喝酒为主。凡是参加婚礼的客人，要喝三碗酒。酒足饭饱后，婚礼便进入高潮。除新朗新娘外，在“梆梆头”的领唱下，参加婚礼的男女老幼，或者在堂屋里围绕着火塘，手拉着手，载歌载舞，跳起“梆梆舞”。

“梆梆舞”主要由“梆梆头”领唱（梆梆头一般五、六个。少者二、三，多者十几个，由长者或本寨有声望、懂舞的人充当）。领唱者一般只唱两句，每句七个字，男女老少合唱。群舞者重复“梆梆头”领唱的词。结尾句，群舞者可唱高八度。歌词内容大都是新郎、新娘成长的过程以及他们的优点和一些庆喜的词句。

对客人的招待，根据主人的财力而定，有一天招待三餐酒饭的，也有招待四次的。第二天晚上继续跳“梆梆舞”。第三天亲朋吃了早饭，纷纷告辞。到此，欢乐的婚礼才告结束。

青岛婚礼习俗

青岛的旧风俗礼仪很多，随着社会的进步，一些繁琐的风俗礼仪也已被革去，下面是笔者对目前的青岛婚俗的略记，共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新娘出门不得回头招手

新娘出门不要哭泣，一方面会不吉利，另一方面是破坏新娘妆面，

下车时，新郎和新娘要从车的同一侧下，不要分开下，否则不吉利

有身孕这不宜参加婚礼

在新娘家吃水饺时，碗内要留双数。

青岛地区的婚姻风俗?与山东省其他地区大体相同。男子结婚称“将媳妇”，女子结婚称“出门子”。结婚礼仪除特殊情况外，要经过说媒、相亲、订婚、送日子、娶亲等多道手续。

说媒

也叫保媒”，由媒人为男女两家介绍，缔结婚姻关系。媒人可以是亲友、熟人，也可以是专门的媒婆，他们按照门当户对、年龄般配、家境相当等基本条件，往返男女双方家中说合，一般是对男方要求条件要高一些。若双方有意，则由男方向大家提亲。向女家提亲的人越多，女家越感到荣耀，即所谓“一家女百家求”。如女方向男家提亲，则会被讥讽为“闺女嫁不出门了”。旧时，若双方满意，两家男女要互挽年庚帖子，把男女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各写在上面，字数还必须是双数。请算命先生“合婚”，推算双方属相和生辰八字是“相生”还是“相克”，如不相克，才可商议结亲的事。

相亲

旧时，新婚夫妻在侗房揭盖头时方能见面。为了防止受媒人欺瞒，女方父母只能暗地里打听，了解男方的相貌、年龄与媒人说的是否相符，同时还要打听男方的为人和家庭境况。如今相亲己成为公开的必不可少的程序。

温州婚礼习俗

讨欢彩

结婚求吉利，讨好兆，称红喜事，庚贴用红纸，礼品中必有红喜蛋，蛋呈圆形，谐为“状元”，并与红枣（早）、花生（生）、桂（贵）、莲子（子）；合成“早生贵子状元郎”彩话。婚后，将此蛋果连同喜糖分送亲邻。嫁妆、重盛、门窗均贴上红双喜或吉祥图案剪纸。

请庚帜

旧时，媒婆奔走于男女网家之间说合，并代男方往公家请庚帖（生辰八字）。男家将庚帖置于灶神香炉前，三日后卜吉合婚。七日内家中平安无事，由媒人将男庚贴送至女家，亦经卜吉，合则议聘，不会将庚帖退回。

定亲

旧时定亲分“小定”和“大定”。定亲前议定聘金，聘金多寡决定嫁妆丰薄。“小定”聘物多为金戒指一对，及糕饼、鱼肉等礼品；女方回送江西瓷碗一筒十只，以“碗”谐“稳”，含“百年好合”意，另有红枣、花生等、“大定”为正式定亲，主要送聘金和龙凤婚书、女方收起男婚书，另一份填写后装入原帖盒，交媒人送回男方。“

大定”与“送日”常并合进行。即男方同时将迎娶日期告知女方。

嫁娶

嫁前一日，女家设宴待客。择吉辰在中堂为新娘绞去面毛，谓“开额”，母亲为女儿加笄，谓“上头”、婚娶日，男方先迎取嫁妆。而后迎亲队伍启行、女家母女、姐妹、姑嫂哭别、内容通常为：留恋父母，劝勉女儿或诉说怨苦，各地均有《哭嫁歌》流传。

花轿至男家，由傧相念赞，按赞诗内容举行拜堂仪式。新娘由两个“利市人”用贴有红双喜的新米筛遮护，跨过火盆至中堂，与新郎同拜天地，众撒以红绿米，红花生。礼成，入洞房，吃“和同饭”，饮“交杯酒”。毕，中堂开筵、第一桌左上首，谓之“头位”，例由岳父或舅父坐。

闹调房

谚云“七日洞房无大小”，结婚之日闹房尤烈。亲友至，新娘敬烟奉茶。客人瓷意调弄新娘，出难题，索礼物，常发生羞辱新娘新郎、主客各不欢悦情事。建国后，闹洞房较往昔文明，若遇客人有越轨言行，陪人或长辈出面调解。近年此俗已趋淡化。

部分地区有唱歌祝贺习俗，如“三字竖起本是川，百年夫妻好姻缘；夫妻双双成好合福禄寿禧共周全”。

坐筵

即婆媳交家仪式，婚后三日举行。中堂设筵，上为朝天主位，下为关封位，旁设女宾席。吹班乐作，新娘立主位，婆立关封位，女宾人座、乐曲声中，婆媳互换位置，新娘以主人身份向宾客行见面礼。

文明结婚

“五四”运动后，部分人结婚仪式仿效西万国家，请地万名流为证婚人，主持婚礼，双方家长称主婚人。婚礼开始，新郎西装革履，新娘穿白色礼服，在乐声中并肩进场。证婚人、主婚人及新郎、新娘俱在婚书上盖章，婚者互换戒指、互相鞠躬致意，继而证婚人、主婚人与新致词。

解放后，婚札更简朴。干部结婚只摆茶点。70年代，婚俗趋繁。订婚时男方要送金饰，女方回赠衣、鞋。双方分喜糖给亲友。结婚时，女方多数带缝纫机、自行车等“四大件”。至80年代，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攀比之风严重，聘礼高者，金饰达500克、聘金万元以上，女方回以高档西服、摩托车等；结婚时，女方还带彩电、电冰

箱、立体双频道收录机等“新五大件”。

闽台婚俗-茶礼

在我国，茶与婚姻有着密切联系，早在明朝时就有“订亲茶”的记载。清代人福格在《听雨丛谈》卷八中说：“今婚礼行聘，以茶叶为币，清汉之俗皆然，且非正室不用。”与茶有关的婚俗，最有趣的当推闽南和台湾。

闽台婚姻礼仪总称为“三茶天礼”。“三茶”即订婚时的“下茶”，结婚时的“定茶”，同房合欢见面时的“合茶”。

在旧社会，男方随媒婆或父母到女方家提亲、相亲，女方的父母就习惯叫待字闺中的女儿端茶待客，茶杯斟满后，依辈份次序分送到男方亲客手中，由此拉开了“相亲”的序幕。男方家人乘机审察姑娘的相貌、言行、举止，姑娘也暗将未来夫君打量一番，当男到女家“送定”（定亲）时，由待嫁女端甜茶（闽台民间叫“金枣茶”），请男方来客品尝。喝完甜茶，男方来客就用红纸包双数钱币回礼，这一礼物叫“压茶瓶”。到了娶亲这一天，男方的迎娶队伍未到女家，女家就要请吃“鸡蛋茶”（甜茶内置一个脱壳煮糖的鸡蛋）。

男方婚宴后，新郎、新娘在媒婆或家人的陪伴下，捧上放有蜜饯、甜冬瓜条等“茶配”的茶盘，敬请来客，此礼叫“吃新娘茶”。来客吃完“新娘茶”要包红包置于茶杯为回礼。结婚成亲的第二天，新婚夫妇合捧“金枣茶”（每一小杯加两粒蜜金枣），跪献长辈，这就是闽南、台湾民间著名的“拜茶”，也是茶礼在婚事中的高潮。倘若远离故乡的亲属长辈不能前往参加婚礼，新郎家就用红纸包茶叶，连同金枣一并寄上。

在闽南、台湾，茶树是缔结同心、至死不移的象征。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对林彪以及共产党和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和批评，并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基本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信中说：“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封信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

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