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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与怎么和算命人在聊天相关内容，是关于怎么和算命人在聊天的分享。看完算命一对一在线聊天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
招魂术1848年产生于纽约州一个名叫海德司威的小镇，离罗切斯特东南约25英里。两姐妹凯蒂·福克斯和玛格丽特·福克斯（分别为11岁和13岁），在她们自己的家里制造了一种奇怪的敲击声，这被解释为来自死者的信息。正如这两姐妹后来承认的，这种效果可以用各种简单的小戏法产生。年纪大一点的姐姐带着小女孩们到处表演，导致全国都对招魂术产生了兴趣，并掀起了与死者沟通的高潮。这种兴趣也传到了海外，随着对招魂兴趣的增长，灵媒也大量出现，他们声称可以与灵界沟通，并与死去的人对话。每个城市都可以发现灵媒。
“灵魂”与灵媒
与死者沟通是在降神会上，灵媒与司特（sitters，需要沟通的人）在黑暗中手握手围桌而坐。降神会上会发生各种现象，从例行的敲击和击打，到扶乩板（桌子会自己移动），直到最高级的降神会灵魂出壳，“灵魂”从灵媒的身体里出来，“真正的灵魂”就出现了，物体能在稀薄的空气中显形，据说是从灵界（精神世界）显形出来。有人拿出了一些在灵媒身边浮现的脱离躯壳的灵魂照片，正是这一系列的现象，使那么多人相信灵媒声称与死者沟通的真实性。
招魂术的风行引起了这个时期一些顶尖科学家的注意，大部分科学家对此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也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降神会，并且离开时相信了降神现象的真实性。有几个人对招魂术士进行了往往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他们声称，这些研究可以给予招魂术可靠的科学支持。这些研究和兴趣导致了1882年在英国成立了心灵研究学会。心灵研究学会的目标是对招魂术和其他“心灵”现象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这样一来，就意味着招魂术士与小部分接受其声称的科学团体之间形成了联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联盟日益减弱并最终分道扬镳。这种决裂的产生，不是因为那些属于心灵研究学会的部分科学家的怀疑，而是因为科学家与招魂术士之间对于降神会上所发生现象如何正确解释存在根本差异。
招魂术士觉得，这些现象证明死后生命的存在，以及个体灵魂的真实性，并说明，他们是在跟死者交流。对招魂术士来说，这些声称没有任何特殊的宗教含义，于是，招魂术士不仅受到有组织的科学家的猛烈攻击，也受到有组织的宗教的猛烈攻击，后者的攻击也许更厉害。但是，对于心灵研究学会中的许多科学家来说，他们的声称仍然太非唯物主义了。正如赛如罗在对这个时期英国灵学研究发展的杰出历史的文章中所指出，心灵研究学会越来越把降神现象解释成心灵感应（现在叫作超感官知觉）和意念力。
于是，如果一个灵媒在降神会上告诉某人通过正常渠道灵媒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时，她（通常灵媒都是女性）不是从死者的灵魂而是通过她自己的心灵感应能力获得该信息。同理，如果降神会上一个物体被隔空取来，它不是从灵魂“那边”运送过来的，而是被灵媒用意念力移动的。后一种对招魂现象的解释在心灵研究学会中很流行，而且在当今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仍然被接受。于是，这些现象也成为超自然声称真实性的首要证据。在此，我们要考虑的正是这一证据的本质。
招魂术，该不该信？
关于招魂现象有效性的争论，无论它们如何被解释，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被牵扯进去，包括电磁感应的发现者迈克尔·法拉第、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魔术师哈里·胡迪尼。
对招魂术现象调查最著名的科学家，可能要算迈克尔·法拉第。法拉第调查了经常在降神会上发生的桌子移动，这个桌子用于招魂，需要招魂的人把手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似乎能够在自己的力量作用下移动。当降神会由专业的灵媒操办的时候，很容易把桌子的移动归结为由灵媒的意识所导致的——灵媒操纵的众多骗术之一。然而，桌子的运动竟如此令人信服和吸引人，是因为它通常发生在非正式的、私人的降神会上，参加的人大多是一些朋友，因而欺骗通常可以被排除。单个人坐在桌旁并使之移动甚至也是可能的——但是，这个人发誓并未有意识地企图去移动桌子。这里的关键词是“意识”，通过几个精巧的试验，法拉第说明，桌子的运动是由于坐在桌旁的人意识上无法感知的肌肉拉动。在说服自己桌子运动不是由于电磁力以后，法拉第建造了一些特殊的桌子以揭示无意识肌肉拉紧致动。
法拉第把4—5块滑纸板，一块一块地叠放在桌面上。这些纸板被一些小软水泥球互相隔开，最底下的一块连着一张放在桌面上的砂纸，纸板的边缘有点交搭，在纸板朝下的一面，法拉第用铅笔画了一条线以标记位置，移动桌子的人于是把他的双手放在最上面的纸板上，然后等待桌子朝着预先确定的方向移动（向左边）。
当桌子运动以后检查纸板的时候，发现上面的纸板相对于下面的纸板朝左边移动了。这表明移动是由于双手在桌上推动引起的。如果桌子是自动地向左移动，由于桌子拖着双手移动，上面的纸板相对于下面的纸板本应向右移动。法拉第还显示，当放置一个反馈装置以便让受试者知道他正在用力使桌子移动时，桌子会即时停止“自动的”运动。
无意识的肌肉运动也导致另一种招魂现象“扶乩”。这是一块通灵板，上面标示着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和“是”、“否”的位置。使用者把自己的手放在通灵板上，据称是遵照神灵的引导在板上拼出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通灵板是由于肌肉的无意识运动而拉动的，就像导致桌子移动一样。尽管这样，这两个案例都造成一种假象，也就是目标（桌子或通灵板）是自己在运动，这种假象威力强大，足以使许多人确信是神灵在起作用。这种无意识的肌肉运动也是用占卜杖探测水源（水源占卜、水巫术）的原由，第13章会有详细解释。
降神会上看到的引起桌子移动和扶乩现象的无意识肌肉运动，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灵魂游离状态所造成的一类现象的例子。灵魂游离状态是这样一种情况，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体正常的认知、运动和感觉功能的某些方面相分离。这些状态严重性程度各不相同，是造成非超自然现象的催眠术、癔症性障碍，以及人格分裂或多重人格等罕见精神失常的原因。游离状态也可以解释一些其他的与降神会相关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
许多（也许绝大多数）灵媒，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们伪造与降神会有关的一切，包括与死者灵魂沟通的恍惚状态。可是，一些灵媒经历了似乎是真正的灵魂附身，这些灵媒实际上进入了一种被认为是游离状态的心理状况，其他的一些“人格”出现并控制了灵媒的身体。这些其他的人格，被降神会上的灵媒和参会者解释为是灵魂控制的真正表现。看见一个灵媒进入真正的恍惚状态是具有说服力的，随着不同的“灵魂”控制灵媒，灵媒的声音可能会剧烈变化，其面部表情也会发生变化。在这种状态下，很明显某件事情正在发生。
就超自然声称而言，重要的问题是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是否为超自然现象提供证据。答案是否定的，那些经历了真正的灵魂游离状态的灵媒，并不能比其他灵媒更好地提供他们与死者沟通的有力证据。如果真正的游离状态确实能使灵媒与死者沟通，那么，人们会指望死者的灵魂能够提供他们身份的证据。虽然死者灵魂往往声称他们是名人，但却不能提供证据支持这些声称。
著名灵媒案例
一个著名的灵媒案例清楚地表明，人格分裂的精神错乱和通灵的恍惚两者之间的游离状态具有密切的联系。
这个案例就是海伦·史密斯，她是一个法国的灵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然活跃。史密斯有很多灵魂向导，当她处于恍惚状态时接管她的身体，一个最著名的向导是某个不可能存在的“灵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据说她处于一个已经去世的火星人的灵魂的控制下。当处于这个火星人控制状态时，她可以说和写“火星语”并画出火星风景图。弗卢路瓦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这个案例，并复制出一些史密斯的火星风景画，以及火星建筑，还有她的火星书法样本。
海伦·史密斯案例说明了两个要点。第一，处于真实恍惚状态的灵媒的行为，与多重人格的个体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后者，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不止一种人格。一种人格在某个时刻出现，其他时刻则会出现另一种人格。几种不同的人格，在情绪、脾气、兴趣上可能有显著的差异。有些人格可能并未意识到其他人格的存在，而有些人格则知道其他人格的存在。患有这种人格障碍的人并非一定要进入恍惚状态才会出现不同的人格。
史密斯案例说明的第二点是，似乎在不同的人格控制下，精神游离状态还有其他表现，而不只是简单地说话。史密斯也在处于恍惚状态时写字，据说是在鬼魂控制的指引之下。这被认为就是自动书写；一些不是处于恍惚状态的人也能这样做。这些人的手臂似乎是“自己”在写，而且很容易理解，手臂“被缠住”，也许是被死者的灵魂缠住会使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实际上，自动书写是一种轻度的灵魂游离状态的例子。
被说服的科学家们
这些年来举办的数千个降神会中，报告的明显奇怪的现象，在一些批评灵媒和招魂术的作品中有解释吗?当然没有。许多报告诸如灵媒霍姆的身体悬浮，华莱士报告的带露珠的花，以及黑尔的试验结果，就我所知没有任何解释。缺乏这种解释就说明招魂现象和声称是有效的吗?肯定不是。举证责任应该由所谓的灵媒承担，而不是怀疑者。这个结论被事实进一步强化，当严格的试验条件运用到灵媒身上，并真正排除欺骗手法时，就看不到任何招魂现象了。
黑尔和华莱士是什么样的科学家，他们在降神会上看到了什么而被说服了呢?他们是无能的科学家、受骗的人，或者只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吗?
以上答案都不是。他们只是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一个经常犯的致命错误。就像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批判者一样，他们假设，如果在实验室中是一个好的观察者，那么在降神会上也是一个合格的观察者。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灵媒们是骗子，用魔术师偷梁换柱和分心的伎俩。魔术需要多年的经验和练习才能掌握技术。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的训练难以发现魔术师的伎俩，发现这样的骗局需要魔术师。对于超自然现象声称的研究，这是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在任何形式的招魂调查中，只有魔术师能够发现灵媒和灵师经常使用的伎俩。这当然是胡迪尼为什么能够成功揭露灵媒的原因。他是魔术师并且知道关键所在，此外，魔术师在任何灵师的调查中，通过设计程序，对消除骗人的手法和花招，具有巨大的帮助。
甚至对最著名灵媒的欺骗和诡计的反复揭露，也没有对招魂术的信徒产生多大的即时效果。这预示20世纪70年代超自然现象的信徒对类似揭秘的反应，一个共同的反应是他们承认，个别的灵媒有时有欺骗行为，但在其他时候的现象都是真的。当然，这种论点的意图是要怀疑者举证，要求怀疑者在灵媒或招魂术士被认为总体上不可信之前，解释清楚声称的每一个神秘事件。
门客，也称食客
“食客”之风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客”者依附于主人，主人则负责“养客”，养客多者达三千余人。“食客”型的算命术士同样也是依附于某个主人，通常都是投靠到王公贵族之家，或是周游于士大夫官僚之间，为他们预卜前程，趋吉避凶，或者充当“谋士”、“军师”。自隋唐以来，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这样的术士，他们不仅是其家中贵客，还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会亲友时也往往“预坐”其中。如《独异志》记唐代贞元中李师古家中即有这么一位术士，一次李师古设宴招待皇甫弼、贾直言十位从事，让他也就座，并请他给每一位来客看命。他看后说：“十日之内，俱有重祸。”果然几位在一次宴饮中，亭子摧塌，一人当场死，其余伤。又据《续湘山野录》，宋代苏易简家中也有这种“食客”，他不仅为主人推算，还为来往客人起课。明代此风就更盛了，皇帝身边也每每有术士跟随，制订政策，行军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们询问，相命术士[即命理学、相学]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特殊谋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着效法，明英宗时重臣石亨的身边就始终跟随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术士。此类事例《明史·方伎传》中都有记载，笔记小说等野史当中自不必说了。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这种“食客”术士，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相命活动往往跟“预测学”、“气功”等联系在一起了。
门客作为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最早出现于中国春秋时期，那时的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门客按其作用不同分为若干级．最低一级只到温饱的程度，最高级别的门客则食有鱼，出有车．门客主要作为主人的谋士保镖而发挥其作用，必要的时候也可能发展成雇主的私人武装．关于霸主的问题，因周朝自夷王起，礼乐不明，诸侯始强大．互相征伐，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一些小的诸侯国屡受少数民族入侵之苦．因此一些大的诸侯国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吸纳一些同盟，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治集团．春秋时期，大国之间，经常为争夺霸权而爆发战争．作为霸主的国家，对其盟国有着统治权．它的属国是要向它进贡的
“门客”的来源:
近读李臖平教授所著《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耳目为之一新，感觉就其大命题而言，可与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余英时的“士文化”鼎足而三。三人的研究对象不尽一致，大概念的内涵有别，外延有分殊有叠合，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相比之下，余英时的“士”概念外延最小，研究的是始于孔子时代的知识阶层；余氏所指的“士”及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都是李臖平所谓的“门客”，其中寄食于公子王孙门下或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游士”，就是“士”与“门客”最明显的“交集”。而门客却不一定是士，可能既不是武士，也不是文士，而或许是仅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
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后，门客别无选择，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图为参加科举的士子在看榜。取自仇英手绘帛卷（局部）
李著的“门客”概念，广义而言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各个阶级、阶层出身的人，除了生来就注定高踞天下至尊宝座的那一个。因为在李著的定义中，“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相。他并不讳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不安的焦虑，乃至奔波于列国被人嘲笑为丧家之犬。陈涉躬耕垄亩，素有鸿鹄之志，揭竿而起时鼓动跟从者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刘邦见秦始皇出巡仪仗，叹“大丈夫当如是”，有“取而代”之心；但他们举事之初，都必得充当“门客”（客将），陈涉以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起兵，项羽、刘邦扯起楚怀王的旗号。他们是自觉将自己摆在门下客位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羽翼丰满时反客为主，夺取最高权力。楚公子春申君的门客李园、秦朝大太监赵高，就是以阴谋手段反客为主的成功范例。
李臖平的“门客”概念与王学泰的“游民”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王学泰说游民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农业社会有几人身上流淌的不是农民的血液呢？诸葛亮从山东避乱到南阳，躬耕于隆中，显然是农民，虽因家底殷实尚可“草堂春睡迟”，醒来研究天下大势，但说他是“游民”也不算诬枉吧。至于明太祖朱元璋，那是典型的破产农民——游民了。王学泰所说的“从流民到城市游民”，显然包括冯谖之类门客。他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与游士其实是二而一的。魏征、吴用、刘伯温之类人物即其代表，他们乃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先秦门客之苗裔。顺便提到，王学泰与李臖平的专业都是文学研究。王学泰从对《三国演义》、《水浒》等通俗小说的社会学解读入手，揭示了游民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李臖平则从“致用”文艺观（“文以载道”，“成人伦、助教化”）的探源破题，上溯到春秋战国时的门客文化，进行爬梳归纳。二人创设的概念“游民文化”与“门客文化”，显然远远溢出了文艺学的范畴。
李臖平将研究范围的下限设定在西汉末年。这样一来，对门客文化流变的叙述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对我们认识门客文化的精义已经足够。因为秦汉之际“是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学术上致用观念的形成、稳固、定型时期”（李著《导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门客”的社会地位与求取富贵尊荣的门径基本上就定型了。
余英时是从“势”与“道”之争的胜负格局来解释这个现象的。他所说的“势”即现实的势力、政治权威，即对国家的统治权、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而“道”，不论是古代礼乐所表征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道”，还是儒家看重的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纲常，都是一种精神文化力量。“势”与“道”二者都是建构政治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在各国争霸的局面下，王侯更需要“道”
对他们的“势”加以精神支持，以使他们师出有名，使他们的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实现天下“大一统”之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已根本不可能与帝王的“势”分庭抗礼。古代知识分子的“道”是无形的，除了个人人格之外别无保证。于是，在专制集权社会，“以孤独而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着巨大而有组织的权势，孟子所担心的‘枉道以从势’的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而且事实上也常常发生，汉代公孙弘的‘曲学阿世’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余著《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后世虽有不甘心者，如明末吕坤说，“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这只是不绝如缕的先秦遗响，更多的是“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之辈：“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的假隐士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的伪道学满坑满谷。先秦时代，鼓吹“道”尊于“势”，孔氏门徒说只有他们的老师才配为“天子”，荀卿弟子直截了当宣称他们的先生“宜为帝王”，这种言辞，在后世出口是大逆不道要诛九族的。韩愈以“道统”继承人自居，余英时称他是唐代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之一，却要高颂“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不是他的骨头太软，时移“势”异，不得不然也。
李臖平则将“势”与“道”的力量演变，以中央集权制朝廷建立前后为界，概括为“主二客一”（一客多主）和“主一客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下，门客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反成佳话，“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乃理所当然。如果说《战国策》一书，是谋臣策士纵横家自炫身价的演说辞和故事集，有王婆卖瓜之嫌；那么，李斯的《谏逐客书》，则列举秦国历史上的人物，言之凿凿地证明了门客对秦国由弱变强的重大贡献以及实现“跨海内、制诸侯”战略目标的不可替代性。
既然在列国激烈的竞争中，得才者胜，失才则亡，作为人材的门客自然就有了与主子讨价还价的资本与资格。于是，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有颜斤蜀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在一客多主的大背景下，门客为自高身价，往往要求主子给予特殊的甚至与主子“平等”的待遇。冯谖在孟尝君门下先为“食无鱼”，继为“出无车”，后为老母无人赡养三次弹剑而歌。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为智伯行刺赵襄子，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孔。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称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能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可能“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人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订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嬴，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等等。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里，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
李著以“致用”二字来概括秦汉（及此后各代）的文艺观，并溯源到春秋战国的门客文化，犀利地揭示了中国文化为世俗、为政治、为权势者服务的本质。他的结论与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不谋而合，但“门客”二字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这种世俗性和依附性。这种眼睛向“上”攀附权势的文化，从大的层面讲，只讲“善”（礼义道德纲常秩序），鄙视真（追求宇宙真知，发展科学技术），忽略美（纯粹的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从低一些层面讲，大家追求出将入相的权势，不择手段地邀宠固位互相倾轧，争入帝王彀中极大地虚耗了聪明才智，败坏了道德情操。这种门客文化的遗毒，可谓源远流长，即使在今天，依然可见其影子，需要我们下大功夫认真清理。李著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吧？
参考资料：《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李臖平著